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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荐读|人类大瘟疫: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发布时间: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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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荐读|人类大瘟疫: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智库 中国智库 2020-07-02

西班牙流感
马克·霍尼斯鲍姆


“每个人都知道,瘟疫在这个世界上会反复发生,”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小说《瘟疫》中写道,“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们头上。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样频繁发生,而瘟疫和战争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加缪虚构了1948年阿尔及利亚西北部港口城市奥兰暴发瘟疫的情景。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的暴发,显示他的观察一如既往地切中要害。


如同2015年全球应对寨卡病毒时出现的紧急状况,或者如在此前一年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时出现的紧急情况,再或者如2002—2003年SARS病毒(另一种冠状病毒)引发的全球恐慌那样,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次让医学专家手足无措,震惊了世界。


新冠疫情是像2009年的猪流感那样的温和大流行,还是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样的更严重的、最终导致全世界5000万人死亡的大流行,目前没有人能说得清。


但是,如果说一个世纪以来应对的大流行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尽管我们可能在过去被称为“ 空白区域”的地方更好地监控大流行的威胁,但我们也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忘记医疗历史的教训。


首先,新发传染病的流行似乎正在加速。在19世纪,霍乱和鼠疫历时数年才能通过商队、马匹和帆船所走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和中国的流行中心蔓延到欧洲和北美。


随着蒸汽交通工具旅行的出现和欧洲铁路网的扩张,这一切都改变了。例如,1900年,一艘从日本出发,经过火奴鲁鲁的蒸汽船有可能将感染鼠疫的老鼠带到旧金山。在此10年前,正是蒸汽火车将所谓的“俄罗斯流感”传播到整个欧洲。结果,在 1889年12月圣彼得堡第一次报告疫情暴发的四个月内,“俄罗斯流感”被带到了柏林和汉堡,然后被远洋轮船从那里带到利物浦、波士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1892年和1893年,“俄罗斯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两轮疾病暴发,估计造成了100万人死亡,但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流感”的三轮暴发发生在1918年夏季至1919年春季的短短11个月间。这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的大流行,几乎可以肯定是由通过大西洋航线将美国士兵快速运往西欧北部的前线而引起的。


但改变游戏规则的是国际航空旅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规模的全球连通性。其结果是,2002年SARS暴发时,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花了5个月,而这一次,根据目前的数据,只用了4周时间。


最近大流行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如果过于狭隘地关注微生物层面的致病原因,我们可能会忽视更广阔的生态和环境因素。70%的新发传染病起源于动物王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的非典,以及最近的埃博拉和禽流感恐慌,大多数疫情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从动物到人类的溢出事件。其中一些溢出事件可以通过改善卫生状况和定期检查野生动物市场来预防。但是其他一些溢出事件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生态平衡的失调或者是病原体习惯居住的环境的改变。这一点在 HIV和埃博拉病毒等被认为在隐蔽的动物宿主中传播的病毒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很可能始于几内亚的儿童食用一种名为“洛里贝罗”的当地蝙蝠,这种蝙蝠栖息在村庄中部一处腐烂的树桩上。这些蝙蝠通常生活在林地边缘的干燥草原上,但由于气候变化和伐木公司砍伐森林的活动,它们似乎被赶出了正常的栖息地。


蝙蝠也被认为是冠状病毒的最终宿主,但这种病毒也能从蛇和果子狸身上分离出来,果子狸是一种灵猫科的食肉动物。一般认为,非典疫情是由在中国广东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上交易的果子狸引发的。同样,武汉暴发的疫情似乎也是从一个海鲜批发市场开始的,尽管这个市场的名字叫“海鲜批发市场”,但也出售野生动物。


第三个教训是,亚洲、非洲和南美的大型城市往往将大量人口集中在拥挤且往往不卫生的空间里,这为新病原体的扩增和传播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有时,技术和对我们的人造环境的改造可以减轻这种因过度拥挤带来的病原体向人身上转移的风险。因此,人们在1901年旧金山鼠疫和1924年洛杉矶鼠疫暴发后采取的鼠疫防治措施,有效地清除了藏在家里和公司中的、带有感染了鼠疫的跳蚤的老鼠和松鼠。


同样,高楼大厦和空调系统也是让人们远离传播寨卡病毒和其他疾病的蚊子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但在SARS暴发期间,香港九龙淘大花园公寓大楼出现了多例感染病例,这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建筑环境亦会带来新的疾病风险。


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微生物占据新的生态位,并帮助它们以通常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变得明显的方式传播到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值得记住的是萧伯纳在《医生的困境》中表达的观点:“ 一种疾病特有的微生物可能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


然而,也许我们从最近暴发的一系列流行病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尽管科学知识一直在进步,但它也可能是一个陷阱,使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流行病——所谓的“ 未知疾病 X”——视而不见。


因此,就像在SARS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我们迟迟没有认识到我们正在对付一种危险的新的呼吸道病原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确信世界正处于H5N1禽流感大流行的边缘——当鸭子、鹅和天鹅突然在香港的两个公园里死去时,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证实。


同样,WHO最初也没有发现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尤其是因为此前很少有专家认为这种之前只与中非偏远森林地区的疫情有关的病毒可能对西非构成威胁,更不用说对蒙罗维亚、弗里敦、纽约和达拉斯等城市构成威胁了。


在这两起事件之前,“已知”的情况是:埃博拉病毒无法传播到主要城市地区的,更不用说传播到北美的城市了;冠状病毒不会引起非典型性肺炎——这种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专家们也因此显得很愚蠢。


这一次的好消息是,中国科学家很快发现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并很快就分享了这种病毒的基因序列。这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开发出一种疫苗,这在非典期间没有发生。


医学史能够提供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在流行病暴发期间,我们需要谨慎选择措辞,以免语言成为仇外情绪、污名化和偏见的发动机,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被错误地贴上“同性恋瘟疫”的标签那样。在我们这个即时数字通信的时代,尤其如此。在这个时代,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传播的速度比任何病毒都要快,传播的范围也更广。


本文节选自《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The Pandemic Century)[英] 马克·霍尼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转载自“比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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